童年记忆中的香港电影从何而来

栏目:天气 来源:中国投资咨询网 时间:2019-04-22

对于许多内地观众来说,香港电影是伴随他们成长重要而难忘的记忆

七十年代的香港,时代的风向是没人愿意来内地拍电影。

当吴思远来到西北,看到眼前的荒漠,他就笃定要来这里,于是有了《新龙门客栈》中的漫天狂沙。

除了银都机构外,吴思远是香港电影人北上的第一人。

后来,他带来了徐克,于是有了《青蛇》中香港拍不到的小桥流水人家。

中国电影开启市场经济时代

1993年,中国启动电影体制化改革,国营电影厂获得自主发行权。

北京电影制片厂与香港“思远公司”合拍的《黄飞鸿之三:狮王争霸》跟上海永乐股份公司达成协议,以分帐的方式投入市场,开启了香港电影内地发行的先河。

1994年,随着分账发行制和自由交易开始正式实施,中国电影从此进入市场经济时代。

一部分敏锐的香港人开始察觉到,这对他们来说或许是一个转机。

逐渐地,《方世玉》、《九品芝麻官》、《唐伯虎点秋香》、《东邪西毒》等电影相继成功,使得香港电影无论在票房还是影响力上,都在上世界九十年代中期达到巅峰。

然而,伴随着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香港电影业受到致命打击。

王晶表示,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投资者。文隽也说:“没有人有足够的资金去拍大型电影,那是最困难的一段时间。”

彼时的香港电影正处于水深火热,而对岸的内地电影,则开始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风向下逐步扩大市场,于是,众多香港影人开始“北望神州”。

香港导演陆续“北上”

2003年,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协议,规定内地与香港合拍片可以享受国产影片的同等待遇,不仅促进了两地电影人的深度合作,也开启了香港导演“北上”发展之路。

 吴思远是最早吃螃蟹的人,在几乎所有人都反对的情况下,他在内地建立了UME院线,投资拍电影。

 乘着CEPA的东风,王家卫陈可辛关锦鹏等一大批香港导演来到大陆。但香港文化来到大陆难免会有水土不服,叶伟民与陈可辛共同指导的电影《投名状》,得到了黄建新导演的鼎力相助。

叶伟民说:“黄建新导演非常懂得安排调度,作为香港人来到大陆,我们连国语都说不好。如果没有他们在,控制几百匹马几百支部队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完成。”

黄建新认为,“香港电影人之间非常团结,拍《十月围城》的时候,请刘伟强导演来帮忙,二话不说就来了,结尾很多地方是他拍的,他也不挂名。

另外,香港导演永远都有危机感,很善于学习,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电影,为一个细节争论很久。

在香港电影低潮的时候,他们开过出租车,做过餐厅服务员,生存的危机对他们的压力很大,也激发了他们能力的表现和学习。

 所以香港电影人的精神是勤劳,是拼命往前跑。”

 在尹鸿看来,香港商业电影导演在很长一段时间支撑起了中国电影市场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在大陆充足的资金环境下,香港导演的经验技术也使中国电影获得了新的繁荣。

商业电影与票房之王

在北上的香港导演中,徐克以成熟的类型创作和技术探索独树一帜,成为国产特效及3D大片的领军人物。

 徐克是个顽童,有关于电影方面的新科技,他总是先去尝试。所有香港电影对技术的探索,徐克都是先行者。

他说:“在这么庞大的中国市场里面,我们应该尽量在条件允许之下,把我们的工业电影拍好。”

作为内地观众最熟悉的香港喜剧明星周星驰,在2004年也加入了北上行列,2015年更是以奇幻大片《美人鱼》34亿票房的成绩夺冠,从喜剧之王华丽转身为票房之王。

周星驰认为,把专业性提高是作为电影人必然要做的事情。“中国电影工业有这么多的资本进入是好事,在资本不断进入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加速,将专业性提到很高很高。”

现实主义与人文情怀

 陈可辛作为最早“北上”扎根内地的文艺片导演之一,他的每部作品都在尝试突破,最终以大受好评的电影《中国合伙人》《亲爱的》,完成对内地现实主义题材深耕,成为最接内地地气的香港导演。

陈可辛认为,只要情感足够动人,人与人之间的故事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关键是能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团队将一些细节落实到当地的地气里面。

《亲爱的》编剧张冀说:“陈可辛导演喜欢现实题材,他喜欢做人的情感、人与社会的关系。

 我觉得这种类型的导演跟当下我们观众所喜欢的电影趋势是非常契合的,他也是生而逢时,能够碰到内地这么好的故事矿藏。”

尹鸿说:“陈可辛是一个靠对现实的观察和人性的观察来做创作的人。 

因为他早年在美国受过一些不公正对待,所以他骨子里有天然的民族情结,这个情结又恰好反映在他的作品当中,而且也能够满足中国观众,以及我们处在这个世界位置上的情感需求。

他对生活的观察和艺术表达能力,以及家国情绪相结合,使得他成为少有的在中国内地把文艺片拍成功的香港导演。”

作为香港电影新浪潮中首屈一指的女性导演,许鞍华早在1987年就来内地拍摄了金庸亲自改编的武侠巨制《书剑恩仇录》。

 北上后,她执导的《半生缘》《玉观音》《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黄金时代》《明月几时有》等一系列影片,始终关照大时代下的女性命运,填补了内地题材空白,也成为不可多得的坚守艺术理想与人文情怀的北上香港导演。

在真正开始在内地拍电影之前,许鞍华要求自己尽量地多去看内地电影,做资料收集,去感受内地的情感。她说:“越拍这些动人的小作品,我就会很高兴,因为所有的戏到最后都是在讲情怀。”

 尹鸿认为,在当时的内地电影市场,许鞍华的文艺片对整个华语电影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补充和丰富的作用。

他说:“虽然她采用了商业片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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