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从历史拯救小说

栏目:平面 来源:南方热线 时间:2019-05-19

从历史拯救小说




2000年,迟子建的《满洲国》(出版时改为《伪满洲国》)在《钟山》发表。这是迟子建从20世纪过渡到21世纪的第一部长篇小说。2009年,她的另一部和二十世纪初哈尔滨大瘟疫这一历史事件直接相关的长篇小说《白雪乌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讨论历史和文学的关系,这两部有真实历史事件做底子的小说是比较典型的样本,但今天历史研究的疆域已经从宏大的国家历史扩展到最微小的“庶民史”。我选择迟子建新世纪另外两部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和《群山之巅》做例子,其涉及的题材都已经在中国当代文学被许多作家做成了“民族志”和“村庄史”。因此,“从历史拯救文学”,不仅意味着从宏大的民族国家历史拯救文学,也意味着从对应或对抗宏大民族国家历史的“民族志”、“村庄史”,甚至“庶民史”等诸种“小历史”拯救文学。



01


《额尔古纳河右岸》没有刻意制造地方时间对抗民族国家的现代时间,也没有将“额尔古纳河右岸”民族孤悬现代之外成化外之地。山中世界和山外世界彼此勾连,且共用一个现代时间。小说的讲述是从“我”出生的冬天,从“我”一个姐姐受了风寒活了两天就走了,更确切的是从“我”所能记住的最早的事情是母亲的寒战开始——大约四五岁的光景,尼都萨满寻找另一个姐姐的列娜的“乌麦”,一只灰色的驯鹿仔代替列娜去一个的黑暗的世界。但小说可以追溯的更远时间则是民族记忆的拉穆湖传说时代。和中国当代小说指涉历史起源的不确定性不同,《额尔古纳河右岸》有着肯定的时间起点。“三百多年前,俄军侵入了我们祖先生活的领地”,“宁静的山林就此变得乌烟瘴气”,“祖先们被迫从雅库特州的勒拿河迁徙而来,渡过额尔古纳河,在右岸的森林中开始了新生活。”“在勒拿河时代,我们有十二个氏族,而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时代,只剩下六个氏族了。众多的氏族都在岁月的水流和风中离散了。所以我现在不喜欢说出我们的姓氏,而故事中的人,也就只有简单的名字了。”小说紧接着的时间就到了一百多年前,在额尔古纳河的上游发现了金矿,当朝的皇帝光绪让李鸿章找人在漠河开办金矿。


山中和山外同“时”并不同“事”,就像小说中许财发从山外到山中,看到多年不见的依芙琳,“没想到她枯萎成那样子”,“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说,山中催人老啊!”“山中”是人的自然衰老,而山外在搞土地改革,过去那些风光无限的地主,如今个个跟霜打了似的,全蔫儿了。同“时”而不同“事”,各自按照自己的历史逻辑向前推进。我们可以仔细梳理小说中涉及的所有的“时”和“事”:日本人来了,他们来的那一年,乌力楞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娜杰什卡带着吉兰特和娜拉逃回了额尔古纳河左岸,把孤单的伊万推进了深渊;还有就是我嫁了一个男人。图卢科夫在民国二十一年的秋天把日本人到来的消息带到外面乌力楞。民国三十一年,也就是康德九年的春天,乌力楞出了两件大事,一个是妮浩做了萨满,还有一个是依芙琳强行为金得定了婚期。又一年的春天到了,那也是康德十年的春天。这一年,在一条清澈见底的山涧旁,接生了二十头驯鹿。康德十一年,也就是一九四四年的夏天,向导路德和翻译王录又带着铃木秀男上山来了。一九四五年的八月上旬,苏军的飞机出现在空中。那年秋天,满洲国灭亡了,它的皇帝被押送到苏联去了。妮浩在这年秋末的时候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为耶尔尼斯涅。“我”在一九四六年的秋天生下了达吉亚娜。一九四八年的春天,妮浩又生了一个女儿。一九五0年,也就是建国后的第二年,乌启罗夫成立了供销合作社。这年的夏天,拉吉米在乌启罗夫捡回了一个女孩。一九五五年的春天,驯鹿开始产仔的时节,维克特和柳莎举行婚礼了。一九五七年的时候,林业工人进驻山里了。一九五九年的时候,政府在乌启罗夫盖起了几栋木刻楞房。有几个氏族的人开始不定期地到那里居住。那里有了小学,鄂温克猎民的孩子可以免费上学。一九六二年以后,山外的饥荒有所缓解。一九六五年的年初,医生普查身体,干部动员下山定居。激流乡定居点开工建设。一九六八、一九六九、一九七二、一九七六、一九七八、一九八0,伊莲娜出生,伊万去世,达西自杀、维克特酗酒而死、索玛回到我身边、马伊堪怀上私生子。从此以后,与“我”同时代的人,大都去了另一个世界了。


可以看出,《额尔古纳河右岸》从一开始就让“山中”鄂温克族的生活世界和外面的世界建立起联系,避免对“山中”世界的过度神秘化想象和书写。1980年代,以寻根文学为代表的一个重要的文学遗产就是割断“山中”、“边地”和现代的联系,以“炫异”的奇观化书写文明差异,展开传统和现代对峙的主题。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去神秘化”的结果,是在现代时间中识别“山中”世界,但“山中”不是现代的文明前史,自然也不是从一个历史逻辑上作为落后的传统来识别,也不构成“反现代化”之“反”,这和沈从文《边城》以降这一类小说的逻辑理路不同。因此,“额尔古纳右岸”民族的强健和绚丽生命状态没有刻意符号化夸张为“现代”的矫正。作为“边地”题材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有条件成为“另一种表述”的“民族志”式的“复线的历史”。事实上,小说也书写了一个民族“最后的历史”,比如阶层、经济、婚姻、外交、风俗仪礼以及日常生活,但任何一方面小说都没有将它发育充分到“历史化”足以构成“民族志”。迟子建的兴趣不在建构“复线的历史”,她别出新径,从历史中拯救小说。如果一定要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主题,我觉得最切近的是迟子建自己说的“现实和梦想”。因而,“我”的口述故事集中在黄病、白灾、危及鹿群的瘟疫以及男人被日本人征作劳工等一系列的天灾人祸。死亡和灾难如影随形,但即便如此,“额尔古纳河右岸”民族的生命还是顽强地得以延续。“额尔古纳右岸”的“死”不是生老病死之自然死亡,而是生存环境恶劣招致生命的不堪一击。父亲林克换驯鹿被雷电击死。“我”这一代,一个姐姐风寒冻死,另一个姐姐列娜在搬迁打灰鼠的路上从驯鹿身上掉下来冻死。“我”的第一个丈夫拉吉达寻找驯鹿活活冻死。“我”的第二任丈夫瓦罗加被熊揭开脑壳。“我”的儿子安道尔被维克特以为是野鹿误杀。“我”的外孙女伊莲娜落水淹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小说中,“我”弟弟鲁尼和妮浩的孩子果戈力、交库托坎和耶尔尼斯涅因为萨满的母亲不可抗拒地分别从树上摔死、蜂蜇和淹死。这个萨满是有现实原型的,是放养驯鹿的鄂温克部落的最后一个萨满。她一生有很多孩子,可这些孩子往往在她跳神时猝死。她在第一次失去孩子的时候,就得到了神灵的谕示,那就是说她救了不该救的人,所以她的孩子将做为替代品被神灵取走,可是她并未因此而放弃治病救人。就这样,她一生救了无数的人,她多半的孩子因此而过早地离世,可她并未因此而悔恨。迟子建认为:“我觉得她悲壮而凄美的一生深刻地体现出人的梦想与现实的冲突。治病救人对一个萨满来说讲,是她的天职,也是她的宗教。当这种天职在现实中损及她个人的爱时,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也就是‘大爱’。而真正超越了污浊而残忍的现实的梦想,是人类渴望达到的圣景。这个萨满用她的这颗大度、善良而又悲悯的心达到了。我觉得她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她一生的经历就是一部杰作。我在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把这个萨满的命运做为了一条主线。”可以这样认为,《额尔古纳右岸》是以“我”的家族世系为中心的死亡和反抗死亡的生命史诗。


文明的忧思正自然包含在生命的谛视中。“进入九十年代,我觉得时间过得飞快。”老一代的死亡和未来不可知的迷惘是《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结局。达吉亚娜开始为建立一个新的鄂温克猎民定居点而奔波。“她说激流乡太偏僻,交通不便,医疗没有保障,孩子们所受的教育程度不高,将来就业困难,这个民族面临着退化的命运。”她联合其他几个乌力楞的人,联合向激流乡提交下山去布苏定居的建议被接受,但这能不能挽救民族的退化呢?年轻一代里,西班迷恋上制造文字最后没有成为民族命运的改写者,却不得不随着自己的民族走出山林。沙合力因为纠合山外几个无业的刑满释放人员进山来砍伐一片受国家保护的天然林被关进了监狱。索玛一次接着一次跑到别的营地与男人幽会,“她说在山上实在太寂寞了,只有男女之事才会给她带来一点儿快乐。”值得注意的,从整个小说结构,也是百年民族的命运走向看,迟子建将小说最后收束于“安魂曲”:“如果说我的这部长篇分为四个乐章的话,那么第一乐章的《清晨》是单纯清新、悠扬浪漫的;第二乐章的《正午》沉静舒缓、端庄雄浑;进入第三乐章的《黄昏》,它是急风暴雨式的,斑驳杂响,如我们正经历着的这个时代,掺杂了一缕缕的不和谐。而到了第四乐章的《尾声》,它又回到了初始的和谐与安恬,应该是一首满怀憧憬的小夜曲,或者是弥撒散着钟声的安魂曲。”即使一个民族的“黄昏”和“现代”的侵入有着直接的关系,迟子建也没有做简单的现代或者当代中国政治归因和对举,而是把“民族”作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坦然地接受它的生与死。


02


《额尔古纳河右岸》结束的小说时间,差不多是《群山之巅》小说时间的开始。辛欣来这个陈金谷和知青刘爱娣孽恋种下的果子,一个“零余者”接续上“额尔古纳河右岸”年轻一代的气质和命运,最终他成为强奸犯,成为负罪的逃亡者,成为第一个注射死亡法的死刑犯。如果说,小说中他的祖父辛开溜有一个暧昧的过去,死去的辛欣来的生命以儿子毛边和一个肾在曾经的天使安雪儿和有罪的陈金谷生命里各自安顿。这是不是可以作为小说中迟子建对一个人善与恶分叉的各自生长的一个想象和隐喻?


龙盏镇是从林场发育出的小镇。所谓“有史以来”,龙盏镇只有短短的一段比共和国历史还短的“当代史”。而三十年却是剧变的三十年。“这些手工打制的屠刀,都出自王铁匠之手。如今王铁匠还活着,可他的铁匠铺早就黄摊儿了。跟铁匠铺一样消失了的,还有供给制时期的供销社、粮店,以及弹棉花和锔缸锔碗的铺子。而这些店铺,在三十年前的龙盏镇,还是名角。”作为共和国内部发育出来的小镇,也确实能够意识到国家和龙盏镇的各种隐秘关系,比如谁能够成为烈士,能够进烈士陵园,在烈士陵园的位置和大小等,再比如从松山到长青再到龙盏镇的官场谱系,以及政治的权威性:龙盏镇的主干路叫龙脊路,龙盏镇经济发达后,镇政府曾一度将龙脊路修为水泥路,还在山顶建了个八角亭。可是改造完成后,这里失去了太平。有会看风水的,说在龙山修水泥路,等于在龙脊上贴了一帖膏药,路不透气,龙山成了病山。唐镇长一听,赶紧想辙,恢复原貌。镇子不仅恢复了宁静,还比以往更兴旺,但国家威力也仅仅如此而已。政府、法院、派出所等等国家机构只是因为和龙盏镇的世道人情发生了勾连,才被小说触及到,也才会影响到龙盏镇的日常生活。因此,在《群山之巅》,国家对地方的影响,不是在类似阿来的《空山》、贾平凹的《古炉》、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铁凝的《笨花》、刘醒龙的《圣天门口》等等那些小说中看到的,“小村庄”即“大国家”,村庄政治成为当代政治的具体而微。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来,中国近现代无数的村庄都是这些中国当代小说中体制完备的现代意义上的“小国”吗?还是,作家只是为了所谓政治反思和批判的方便,刻意制造了村庄“小国”?退一步说,即使“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作家有没有可能回避这种假想的“村庄史”?事实上,《群山之巅》提供了中国当代文学“村庄史”之外的一种文学的可能性。


龙盏镇在格罗江的下游,而距龙盏镇五十多里的驻军部队,离三村不远,也在它的下游。我们有理由相信“龙盏镇”只是迟子建为了安妥小说中辛家、陈家、安家以及和他们关系着的芸芸众生死生与灵魂想象出来的小镇。龙盏镇不是“香格里拉”,龙盏镇也不是都让人欢喜的。法警安平因为他的职业被孤立在龙盏镇之外。同样被孤立的还有辛开溜,“在龙盏镇人心目中,他是个贪生怕死、假话连篇的人。”“辛七杂的父亲辛开溜,在户口本和身份证上的名字,是辛永库。他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祖籍浙江萧山”“关于他的履历,他自说的是一套内容,民间流传的是另一套内容。他青年时代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这本该辉煌的一笔,于他却是一抹伴随一生的阴云。在传说中,他做了逃兵,可他一直辩称自己是个战士,被冤枉了。人们之所以相信他做了逃兵,理由很简单,辛永库在东北光复时,娶了个日本女人,人们因之唾弃他,包括他的儿子辛七杂。没人叫他辛永库,都叫他辛开溜。‘开溜’在这儿的方言中,是‘逃跑’的意思。”安雪儿通灵,能卜知死亡。龙盏镇人都说安雪儿是精灵,而精灵是长不大。辛欣来强奸了安雪儿,“等于把龙盏镇的神话给破了”。安雪儿不但长大了,而且怀了辛欣来的孩子。“他(安平)想不通,人们可以万口一声地把一个侏儒塑造成神,也可以在一夜之间,众口一词地将她打入魔鬼的行列。”自打安雪儿生下孩子,龙盏镇人见了辛七杂和辛开溜,都现出讳莫如深的笑,不知是不是该恭喜他们得了后人。可是也是这些龙盏人,五十多户邻人,联名上书至检察院,为失误害死丈夫的李素贞,请求撤案,当撤案无果,这个案件公诉至法院时,他们再次联名,说李素贞即便过失,绝无杀夫之心,请求轻判。龙盏镇人透过单尔冬的文章,第一次发现,原来印在纸上的字,也有谎言啊!他们咒骂单尔冬,也就三五天,因为很快传来消息,单尔冬中风了!他的小老婆将他送进医院,便不管不问了。人们同情他,说他遭了报应,原谅他笔下的文字了。毕竟那些应景的文字,说的也都是安大营的好。像一个任性的孩子的图画,迟子建想象着龙盏镇居民的来途去路,想象他们如何生?如何死?爱谁?如何爱?怎么恨?“在龙盏镇,只有出了正月,才算过完年了!”不只是传统的节日,迟子建甚至任性到给龙盏镇制造出两个别样的节日——“旧货节”和“斗羊节”。在《群山之巅》,迟子建舍弃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连续的现代时间,她说“每个故事都有回忆”,“回忆”是极端个人的“历史”,那就意味着每个故事都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就像《额尔古纳河右岸》也是“我”的“回忆”。只是这次谁在回忆龙盏镇的人?这个人是隐匿的不出场的。


研究《群山之巅》首先遇到的问题:谁是小说的主要人物?不是命运最为曲折的辛开溜;不是第一个出场的辛七杂;不是龙盏镇最显赫的政治人物唐汉成,虽然“在龙盏镇,唐汉成是龙头老大。”不是革命时代的象征安玉顺;不是绣娘;不是安雪儿;不是安平和李素贞;不是小说中出场的任何一个人——但小说的任何人在某一时刻可能成为其中一节的主要人物,芸芸众生是从龙盏镇这棵树生长出来的枝丫,比如小说的第一章“斩马刀”就属于辛七杂的,小说讲他烟斗、凸透镜、屠刀、父亲、女人、抱来的儿子和他的杀猪手艺,每一枝节都鲜活跳动他的性情,他的不言,他的隐痛。而安雪儿满满地在小说中占据了三节,这是迟子建对自己成长和写作的一个心结的交代。“离我童年生活的小镇不远的一个山村,就有这样一个侏儒”。“我曾在少年小说《热鸟》中,以她为蓝本,勾勒了一个精灵般的女孩。也许那时还年轻,我把她写得纤尘不染,有点天使化了。其实生活并不是上帝的诗篇,而是凡人的欢笑和眼泪,所以,在《群山之巅》中,我让她从云端精灵,回归滚滚红尘,弥补了这个遗憾。”安雪儿是受难者,也是苦难的担当者。迟子建自己说:“生活就是这样,让我们时时与死亡遭逢,提醒我们生命是脆弱的。我们更珍惜每一个活着的日子。”苏童认为迟子建:“宽容使她对生活本身充满敬意”。这个“她”,可以是迟子建,也可以是安雪儿,当然也是《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我”。《群山之巅》延续了《额尔古纳河右岸》对生与死的思考。如果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生与死的裁决交与了自然山川万物,那么,在《群山之巅》生命则充满了各种偶然和意外。辛开溜和秋山爱子、辛七杂和金素袖、安玉顺和绣娘、安平和李素贞、安大营和林大花、单尔冬和单四嫂、辛欣来和安雪儿,唐汉成和陈美珍,陈金谷和刘爱娣,甚至唐眉和陈媛,意外的爱,意外的恨,意外的遇合和流离。小说最后一句:“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得见谁的呼唤!”《群山之巅》这么多成对出现的人,这里面隐藏着迟子建多少观察人和人关系的秘密。从历史拯救小说,意味着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有着自己世界的生命,而不只是历史想象中的符号。也只有在文学中才可能像迟子建这样移情和共感:“与其他长篇不同,写完《群山之巅》,我们没有如释重负之感,而是愁肠百结,仍想倾诉。”“在群山之巅的龙盏镇,爱与痛的命运交响曲,罪恶与赎罪的灵魂独白,开始与我度过每个写作日的黑暗与黎明!对我来说,这既是一种无言的幸福,也是一种身心的摧残。”



文稿丨何平

   编辑丨陈秀娟

原载于《中国文学批评》2017年第1期

节选原文二、三两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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